摘要：历史学中比较方法的优点是不可否认的。比较有助于确定研究问题并描述出单个研究案例的轮廓。比较对于因果解释及其批评都是必不可少的。比较有助于减少历史研究的本土中心主义“气氛”。即便如此，比较史学家仍然是一个少数群体。历史学科的许多备受珍视的原则——原始资料来源、语境和连续性——有时与比较方法存在紧张关系。最近，新的跨国史学方法——纠缠史学——以一种新颖而有趣的方式挑战了比较史学。但是，比较史学和纠缠史学是兼容的，而且应当互补。
关键词：比较史学；史学理论；跨国史；纠缠史学；比较方法。

一、导论

本文首先通过讨论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要作用强调了比较对于史学洞见的极大重要性，然后试图回答为什么比较在历史学中通常是少数现象，进而提请注意比较史学如今面临的一个很可能将比较方法置于全新的语境之中的相对较新的挑战，最后给出了一些结论。鉴于本文的目的，我想强调：历史学中的比较就是系统地讨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异同，以便达到某些知识目标。 

具体而言，要达到哪些知识目标？从方法论上讲，比较在历史研究和展示中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我建议区分四种目的，即启发性（heuristic）目的、描述性（descriptive）目的、分析性（analytical）目的和范式性（paradigmatic）目的。

二、比较方法的四种目的

启发性目的。比较方法使得可以识别出那些我们可能会错过、忽视或根本不会以其他方式发现的问题。就此目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以自己的研究举了一个例子。作为一名农业史学家，他研究了16至19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他进而提出假设，类似的运动应该也发生在了法国，尽管当时法国本土学界对此一无所知。进而，布洛赫揭示出15、16和17世纪的普罗旺斯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变化，以这种方式对普罗旺斯史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修正。 这是一种知识转移活动：基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相似性假设，比较使得富有成效的史学洞见成为可能。

描述性目的。通过将一个（或多个）案例与其他案例进行对比，史学比较有助于描述出单个研究案例的轮廓。例如，对任何历史现象是“首先的”或“迟来的”描述；又如，对特殊性的主张，比如“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概念或“美国例外论”；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从西欧各区域工业化历程的类型学到与西方现代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的观念。这种意义上的比较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存在于那些不会被归类为纯粹的比较史学的史学著作。应该补充的是，比较方法不仅有助于支持特殊性的概念，而且对于挑战和修正这些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 

分析性目的。比较方法对于提出和回答因果性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方法论细节和许多例子中经常被提及。 如今，全球史是一个提倡比较方法、探究因果性的研究领域，其论题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在不同文明中的兴起、经济变革和增长的不同路径等。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比较的开创者。威廉·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 Jr.） 等人强调比较方法可以起到间接实验的作用，促进“对假设的检验”。有人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准则在历史研究中很少能得到满足。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愿意提出因果关系问题并提供因果关系答案的历史学家来说，比较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既定解释的必要批评，包括对局部和一般的“伪解释”的反驳，也需要用到比较方法。 

范式性目的。在这方面，比较方法有助于使历史学家与其最精通的研究领域、“自己的历史”保持一定距离。用德文术语来说，就是“疏离”（Verfremdung）。在学术视野内的可能替代选项面前，学者自己的研究可能失去原有的不证自明性，发现自己最熟悉的案例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历史学家通常主要研究他们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正因如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可以对历史学职业的氛围和风格产生革除本土中心主义习气、解放思想、大开眼界的效果。比较方法对史学的这一贡献，即使放在今天也不应被低估。

三、比较史学的三种缺憾

以上要点足以提醒我们比较方法具有的诸多优势。尽管如此，为什么比较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少数地位，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其中有许多实际的原因，也与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这门学科一直具有的文化的和民族的职能相关。毕竟，至少在西方，作为公众学科的历史学的出现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我现在不处理比较史学研究的这些障碍，而讨论三个重要的方法论困难，即在比较方法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古典传统之间构成一定张力的三个特征。

（一）比较研究包含的案例越多，就越依赖成为二手文献，越是难以接近一手来源并以其原始语言解读。然而，自18世纪晚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诞生以来，对来源的接近及对其语言的掌握，已经发展为一项重要而合理的学术原则。

（二）比较方法的一个前提是所比较的单位具有可分割性。既不是两个现象之间的连续性，也不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它们成为比较的案例。相反，它们被视为独立的案例，是对二者异同的探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比较打破了连续性，切断了纠缠，打断了叙事。然而，对历史连续性的重建和对相互依存以及叙事形式的重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经典元素。

（三）我们无法比较作为个体之整全的总体，而只能在某些方面进行比较。两个及更多案例比较中，学者必须决定观点、问题或旨趣（Erkenntnisinteressen）。比较所包含的案例越多，关于观点、问题和旨趣的选择就越重要。换句话说，比较意味着选择，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抽象化和对语境的剥离。在多案例比较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例如，比较二十个区域工业化案例或十九世纪中叶的四十个法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就必须将比较的对象孤立出来。在这里，相关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它们的语境。然而，对语境、嵌入和联系（Zusammenhang）的强调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而言是宝贵而核心的。于是，比较方法与历史研究的一些非常珍贵和有价值的原则之间再次存在出现了紧张关系，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这些是比较方法在传统上不处于历史学的中心，而处于其边缘的主要方法论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变得更加以社会科学为导向时，比较方法变得更受欢迎。 

四、来自纠缠史学的新挑战

近来，反对比较史学的风潮甚至更大了。除了对过度和过于严苛的史学比较的传统反对意见之外，还出现了对比较方法的新的保留意见。这些意见由年轻一代史学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提出。1990年前后东西方冲突结束后，加速的国际化进程和重新启全球化辩论都改变我们界定史学问题和探索历史难题的方式。应运而生的纠缠史学（英文：entangled histories；法文：histoire croisée；德文：Verflechtungsgeschichte或Beziehungsgeschichte）与比较史学的基本原则保持着紧张关系。 

积极的一面是，人们如今对史学研究中跨国（transnational）方法的兴趣日益增加。全球学或世界史学中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例子。比较方法，国际和跨文化比较，只是实现这种不断兴起的跨国承诺的一种方式。又例如，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研究和阐释。 根据这种观点，比起对欧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互相影响过程、相互或不对称的感知和在纠缠中相互构成的过程，人们对“异同”的兴趣要小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双方的历史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被视为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所谓的纠缠包括观念的旅行、移民和跨国商业；互相持有的“他者”形象；涉及权力、从属和支配等内容的精神图景的绘制。文化维度通常是这种方法的核心。欧洲和非欧洲地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是这种方法最为青睐的主题。由于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沙利尼·兰德里亚（Shalini Randeria） 的大力提倡，“纠缠史学”如今已成为一个学术关键词。这种方法的法式变体被称为histoire croisée，见诸于米克尔·维纳（Michael Werner） 、本尼迪克特·兹默尔曼（Bénédicte Zim-mermann） 和桑德琳·科特（Sandrine Kott） 从事的19世纪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纠缠史学研究。 

这些都是非常有趣且前途可观的发展态势。但是，这种类型的跨国方法是超越还是落后于比较方法？无论如何，从纠缠史学的角度来看，比较史学似乎过于机械性和分析性，因为它将现实割裂为不同的碎片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将碎片作为比较的单元进行比较，而纠缠史学认为有必要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纠缠的网络，一个关系和连结（Zusammenhang）的纠缠（Verflechtungen）。实际上，出身于文学和文化研究米歇尔·埃斯帕涅（Michel Espagne） 和维纳很早就对比较方法提出了合理的批评，在德国和法国率先采用了纠缠史学。 尤其是在文化史学家中，他们有很多同情者。

五、结论

无疑的是，无论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内在优势还是最近出现的对跨文化和跨国纠缠的兴趣都不应该被视为比较史学退场的理由。对一手来源的接近和语言能力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信条。但是，我们不得将其作为过度专业化的借口，也不应该阻挡历史学家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必须能够提供的宏大视角和综合阐释。对连续性和语境的强调是史学著作中不可或缺的特征。但在另一方

面，连续性只是历史重建的许多指导原则之一。虽然历史学家必须认真对待语境，但他们的学术工作总是有选择的、基于观点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分析性的；他们重建作为整体的历史。因此，比较方法在史学著作中强调并特别凸显出那些隐含的内容，具有强大的选择性和建设性。比较史学迫使其实践者明确反思自己研究工作的认识论前提，而这些前提通常只是隐含在其他方法中。对跨国纠缠的新兴趣是最受欢迎且有希望的。但它绝不能导致对比较方法的疏离，而应该与严谨的比较方法相结合，这对于防止具有全球视野的史学著作变得仅仅是推测式的或杂文式的，仍然尤为必要。

比较史学家应该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对旧警告和新挑战作出回应。比较史学家通常会限制他们比较的案例数量，以便充分考虑到各个案例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将纠缠史学的方法要素纳入他们研究的比较设计。诚然，比较本身预先假定了所比较案例的分析性剥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无视这些案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存在）。相反，这种相互关系应该成为比较框架的一部分，将它们作为导致分析案例之间相似或差异、合流或分流的因素来分析。

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先例。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 对欧洲工业化的经典比较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将欧洲工业化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比较了它的部分或断片，即不同欧洲国家内部的工业化进程。他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了很多关注，例如，资本、劳动力、方法和观念的进出口以及欧洲不同实业家之间的感知、模仿、移植和拒斥的过程。他表明其中一些相互关系促成了欧洲的工业化中的相似性，而其它则导致不同国家工业化模式之间的重要差异。 菲利普·特尔（Philipp Ther） 调查了19世纪东中欧和德国歌剧院的起源、节目、组织和公众支持。在分析它们的异同时，他还展示了它们如何看待彼此并相互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综合的中欧文化的要素。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来表明，将历史现象作为比较的单位且在同时作为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可能也是可欲的。比较史学和纠缠史学是历史重建的不同模式。二者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但并非水火不容。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叙事。因此，没有必要在比较史学和纠缠史学之间二选一，而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

注释略。

原文：Kocka, Jürgen. “Comparison and Beyond.” History and Theory 42, no. 1 (2003): 39-44.

出处：[德]于尔根·科卡著、雷乐天译，<比较史学及其超越>，《西方史学史研究》第4辑，205-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